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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史大事记
时间:2012-8-27 12:51:35    点击:0

徐福东渡传说
徐福亦作徐市(“市”,古黻福,故一般均作徐福),本名议,字君旁,齐国琅琊人,是一道家方士。据最近的地方普查,复得专家学者考证,其故里即在今江苏省赣榆县(秦时属琅琊郡,在今连云港北,据《史记》记载,徐福曾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和三十七年(公元前219和210年),先后两次出海到三神山求仙药,而在第二次出海时,秦始皇还给他“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是我国史藉有关徐福东渡的最早纪录,以后在历代的史书中都有所记载,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据认为,三神山即日本三岛,所得的“平原广泽”就是纪伊半岛上的熊野川,其登陆的地方就是在今新宫市东北数里的波多须浦(一名“秦佳”或“秦须”)。果真如此,则徐福东渡便是我国最早有记录移往于日本的移民集团,而其首领则是徐福。在日本也有不少关于徐福东渡来到日本的记载,最早记录的是11世纪源隆国的《今昔物语》。同时还有不少关于徐福的传说,仅关于他的登陆地点的传闻就有9处之多,并且至今在日本还留有不少与徐福有关的史迹,最有名的是在新宫境内的徐福冢和徐福宫。(罗晃潮)

鉴真和尚赴日
鉴真和尚,俗姓淳于,齐国辨士淳于髡之后,原藉江苏扬州府江阳县(今江苏扬州市)人,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出生,14岁随父出家于扬州大云寺,拜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4年后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公元707),杖锡东都洛阳,次年入长安,在西京的实际寺登坛受具足戒。以后巡游两京,究学三藏诸经,后归淮南,开始教授戒律,声誉传遍江淮。他在讲经传律之间,又兴建庙宇僧舍,雕造佛像,不计其数。弟子中超群拔类的名僧有35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鉴真和尚应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邀请,准备东渡赴日弘戒法,历时12年,前后5次,均无法成行,或被人告密而失败,或遭遇风浪而船破折回。特别是第五次出航,竟漂流至海南岛,只得上陆经广西、广东而回。当时随行日僧荣睿和随身大弟子祥彦分别病死于肇庆和吉州途中,而自己也在韶州因患眼疾为外国庸医治瞎双眼,但他毫不退缩,终以66岁高龄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10月第六次东渡成功,在12月26日到达大宰府,实现赴日弘法初衷。第二年2月1日,便由大宰府到达(今大阪),再入京都,在东大寺设坛传戒,受戒者自圣武天皇、皇后、皇太子以入400余人。天皇还敕封他为传灯大法师,并为他建造唐式招提寺,受到日本朝野的一致尊敬。鉴真不仅东传戒法,还带去了如来佛肉舍利3000粒,佛像一批,金字大方广华严经80卷,金字大品经1部,大佛名经16卷,金字大集经1部。此外,还有国家级的真本玄奘法师西域记1本12卷,王右军真迹行书1贴,王献之真迹行书3帖等。同时,他还把我国唐代文化、建筑、艺术、医药介绍给日本,对于中日友好,以及日本文化史、宗教史贡献甚大。到唐广德元年(公元763)5月6日,鉴真结跏趺坐,圆寂于招提寺宿房,享年76岁。今招提寺开山堂中,有鉴真和尚亁漆夹纻坐像1座。日本宝龟十年,文本学家淡海三船撰有《唐大和上东征传》详记其事。(罗晃潮)

早期华工出国
在19世纪华工大规模出洋之前,流寓海外的华侨大部分是通过出洋贸易留居的。早在秦汉之时,我国(特别闽粤)对外贸易已很发达。今广东省城(时称番禺)已是海外珍宝货聚集的都市。唐宋时期,闽粤的海外贸易空前活跃,广州光塔路的玛瑙巷,是阿拉伯等各国商人聚居的地方,称为“蓄坊”。限于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出洋航行的时间很长,往返往往约需两年时间。帆船的航行一般都靠季候风,而为了交易商品,也常常需等各国的商人前来换取,其中一部分华商就定居在那里,充当经纪人。甚至有些水手也不愿意回国,他们抵达柬埔寨后,就在那里安家立业。定居海外的华侨服从当地政府管理,和侨居国土著居民和睦相处,很得当地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在有些地方华侨还被“敬之如佛”。在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中,也有小部分是不服从新王朝统治的遗臣和起义失败后出走异国的。15世纪初,当郑和下西洋来到南洋各地时,从闽粤出去的华侨早已在沿海地区自成村落,以印尼群岛为例,在爪哇岛,华侨在海边建立了一个华侨新村,约有1000多家,村主由广东人担任,他们以经商为主,所在港口一片繁荣,各国蕃舶和我国海舶辐凑。据《明史》记载,在苏门答腊的巨港地方,有个叫梁道明的人,来自广东南海县,因善于经营和处理事情,深孚众望,跟随他的闽粤人达数千家之多,他们推举梁道明为首领,“雄视一方”。
明朝中叶以后,被朝廷视为“非法”的私人出洋贸易的商人已“趋之若鹜”。在明初,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兼并,历来人多地少的闽粤两省在耕地问题上显得更为突出。自从1684年开洋贸易后,出洋人数倍增,单是广东一省,出洋的舵工就达1万多人。为发展商业,亲戚朋友通过来往商舶的牵引而不断出洋,16世纪初,曼谷奶街已是生意兴隆的华侨街,至1821年,泰国已有华侨44万之多,他们多数经营大米加工业和商业、航运业,形成了许多家庭式的商业或企业结构。当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之时,更有很多失去田地的农民乘搭出洋的商船到异邦谋生计。贫苦农民的大量举迁,改变了以往华侨多为经商的职业,而转向以耕作农业和开采矿场为主的劳动。(余思伟) 

清朝侨务政策
清朝政府对华侨的政策可分为前后二个阶段:即1644年清朝建立至1868年《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前夕为第一阶段,这时期的清朝法律严禁中国人出洋;第二阶段因清政府为时势所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华工条约,为此设立相应的机构和注意立法监护华侨。
前期禁止出洋和华侨归国的法令见诸于《大清律》和《大清会典》。清朝刚建立不久,清世祖在顺治四年(1647)就严申:“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顺治十三年(1656)又颁布:“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食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对待归国华侨,清政府又诸多迫害,如乾隆十四年(1749)从南洋举家回乡的陈怡老被“严加惩治,货物入宫”(《清季外交史料》卷87)。乾隆十九年(1754),作为苏禄国(位于菲律宾苏禄群岛)访华外交使团副使的侨商场大成却被发配边疆。这两个事件在华侨中影响极为恶劣,旅外华侨不敢轻易归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沿海已成为海外殖民地输送廉价劳工的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条约中有准许华工出国到英、法属地或其他外洋地方作工的规定,使外国殖民者在我国沿海掠买、贩运华工取得合法化。1826年,清政府为时势所趋,设置了处理一切涉外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901年改为外交部,其中考工司兼理华工出国事务),下分设英、法、俄、美、海防等股,其中法、美股兼理招用华工事宜,这是清政府最早设立的有关协理侨务的政府机构,帝国主义列强为源源不断向殖民地输送华工,胁迫清政府签订各款招工章程,这些招工章程成为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副产品,也成为清政府对待华工的政策。从1860-1880年,订记在册的出境华工达50万人。别据载,从1881-1930年,单是抵达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今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和马六甲)的中国人就有830万之巨,华侨汇款,捐款回国大幅度增加,给清廷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从20世纪初至1911年清廷覆灭,清政府较注重于吸引海外侨资或到海外宣慰。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以后,就制定了《侨商兴办实业条例》、《奖励华商工商公司章程》和《华商垦荒条例》等。1907年,清政府特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为“南洋宣抚使”,率两艘军舰到南洋各地向华侨宣慰,劝说侨商回国投资。1910年,清政府又邀请部分侨商在南京召开“劝业会”。这些都对华商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清政府对华侨政策的变化,取决于历史的进程,可归纳为:从早期摒弃和迫害华侨,继而19世纪中屈服列强出卖华工,至20世纪初宣慰、络取和保护侨民。(余思伟)

郑昭光复暹罗
1767年4月7日,被缅甸军队包围达14个月之久的暹罗国都阿瑜陀耶城终于陷落,暹王波隆摩罗阇三世出走饿死,传417年的阿瑜陀耶王朝宣告灭亡。在保卫阿瑜陀耶城的战斗中,曾约有6千名中国商人和华侨分散在各要塞抵抗緬军,他们中许多人为捍卫暹罗的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时华裔披耶达信(即郑信,为旅泰华侨郑镛之子)率领所部华、泰士兵500人突围至罗勇及春武里一带,建立根据地,招募复国义军,得到华侨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终于收复全部失地和重新统一暹罗。由于阿瑜陀耶城毁于炮火,暹王已死,暹罗军民郑信为王(史称“郑昭”,“昭”泰语是“王”,即“郑皇”)。郑昭以呑武里为国都,建立泰国历史上的呑武里王朝(1767-1782年)。由于郑皇功勋卓著,后人溢为吞武里大帝,也即泰国历史上第四名大帝。(王绵长)

海上丝路
中加贸易始于18世纪。从1779年开始,航海家们已来往于加拿大温哥华岛的努特卡港,与中国的澳门、黄埔之间朝廷贸易,他们把皮革运到中国销售,然后从中国运回茶叶、生丝、瓷器到加拿大及欧洲。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资料室还保存有1795年美国航海家在温哥华岛运皮革到中国,与广州十三行之“达成行”进行贸易所订的契约。1788年英国船长约翰·米尔斯来中国作皮革贸易时,由中国运回了70名木匠和船工,他们在努特卡港建造了北美第一艘四十吨“西北美号”轮船。后来米尔斯船长走后,这批中国人便在当地长期生活下来,并教当地人耕种。180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侨称满地可)西北贸易公司派西蒙·弗雷泽来哥伦比亚省贸易,他无意中沿河西行,发现此河通往太平洋,故后人称这条河为“弗雷泽”河,并进一步开始了由温哥华与中国上海之间的贸易。到了18世纪末,广州的丝绸,杭州的茶叶和景德镇的瓷器远销于加拿大;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皮毛和木材也远销到中国。从温哥华到上海的航线,当时曾享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称号。1887年6月14日第一艘横渡太平洋的客轮“阿比西尼亚号”从日本的横滨到达温哥华,航程4300海里,航行时间13天零14小时,载客102人,其中有80名中国人,载货2830吨,邮袋3包,报纸11捆,生丝65包,还有大量来自中国的茶叶。这些货物很快就用火车或轮船转运到蒙特利尔、纽约或英国的伦敦。在中加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上,温哥华既是一座友谊的丰碑,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孙中山先生曾3次(1879年7月,1901年2月,1911年1月)访问温哥华及附近的岛屿,同海外侨胞广泛接触,促膝谈心,大力宣传革命方略,主张推翻封建帝制,实现民主共和。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于1938年1月8日率领加美医疗队一行3人,在温哥华登上了“亚洲皇后号”轮船,取道香港前往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中国前线,开始了他一生最光辉的战斗历程。
(刘汉标)

金山淘金热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丰富的金矿,掀起了淘金热。有少数在当地经商的中国商人亦前往矿区淘金,并将此消息传回家乡(主要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于是大批中国人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前往美国淘金,并且将赴美登岸的城市圣弗兰西斯科称为多山,后改称旧金山,以别于后来发现黄金,被称为新金山的澳大利亚。黄金资源淘尽后,大批华侨仍然赴美谋生,仍然将美国加州称为“金山”。
华工开发美国西部有功 19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地区开发伊始,劳动力极端缺乏,大批华侨赴美,正好适应了这里开发事业的需要。数以万计的华侨开矿筑路、垦荒种田、捕鱼做工,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开发了美国西部地区,为这里、也为美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美国西部尤其是加州的开发始于“淘金热”,而矿业的发展又了其它事业的发展。在这里矿山从事开发的劳动力中,华工占了重要地位,他们不仅开拓出黄金和其他矿藏,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和原料,而且还缴纳了可观的“外国矿工税”,当时这种税收成了加利福尼亚洲收入的最大来源(占全州收入的25%-30%)。据统计,到1870年止,华侨矿工缴纳了近500万美元的矿工税。二、华工参加了美国横贯大陆铁路及其他铁路的建设,使美国东西连成一片,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的华侨参加了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西段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筑工作,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和重大的牺牲,使这条铁路提前7年通车。据估计,这条铁路五分之四的工作量是由华工完成的。其他的几条横贯大陆铁路和美国西部地区的许多铁路也有赖于华工的劳动。可以这样说,美国西部地区的铁路建设,华工起着主要的、关键性的作用。三、大批华工参加了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垦工作,使这里大片荒芜的沼泽地变成肥沃的良田,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华侨还从事工业、农业、渔业的生产及商业活动,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杨国标)

叶亚来开发吉隆坡
吉隆坡,现为马来西亚的首都,是一个近50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可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吉隆坡还只是一片莽莽苍苍的热带丛林。在那弯弯曲曲的巴生河上游,偶尔才发现有少数用棕榈叶覆盖的小屋掩映在绿树丛中。87个华工划着小船前来勘察锡矿,发现这里锡矿藏量丰富(其中69名华工在寻矿中丧命)。从此,各地华工不断涌向这个新发现的锡矿产地。吉隆坡很快发展成为大矿区和商业区。当吉隆坡首任华人甲必丹(管理华人的首领)去世后,继位的广东惠阳人刘壬光挑选了精干的年轻人叶亚来当他的助手,叶在任刘壬光锡矿公司总巡的同时,还独自经营两个锡矿场,创设德生商号。他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华工中很有威望。1868年刘壬光去世后,叶亚来继任甲必丹要职。(337第二段接第三段)

南洋机工转战滇缅公路
1938年秋,日寇封锁了广(州)九(龙)铁路,仅存的滇越铁路,(昆明至安南)也被法国殖民当局卡断,原设在香港的西南运输公司被逼迁往新加坡,并将夏种在香港的支援祖国抗战的物质移到仰光。为此,南侨总会决定全力支持西南运输公司将抗战的物资从滇緬公路运回国内。南洋华侨机工抛弃原较优裕和稳定的职业,踊跃报名,然后分两地出发,新加坡马来亚南部各埠、沙捞越、荷印泗水、巨港等地的华侨机工从新加坡乘船往越南;马来亚以北(槟城、霹雳、吉打、彭亨、丁家奴)、暹南(泰国南部)、苏门答腊等地的华侨机工从槟城出发,一共有3200多人。据《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4日报道,先后回国的华侨机工数十余批共约五六千人。南侨机工来到昆明后,接受近半年的军事训练,然后派赴滇路沿线或西南公路运输物资。滇緬公路全程1200公里,沿途高山峻岭,危岩峭壁,道路崎岖,野兽出没,蚊虫肆虐,自然条件极为险恶,加上日寇飞机经常在滇緬公路侦察轰炸,或雨后滑入深渊、或战火中牺牲者不少(每日约七八人)。但为抗日救国,华侨机工毫不退缩畏惧,在滇緬沿路经常可看到这样的标语,也即机工流传的口语:“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华侨机工正是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在运输线上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亟需的军用物资运回祖国,送到前线抗击日寇。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非常关心日夜历战在滇緬路上的华侨机工,多次派人并在1940年11月亲自视察路段和机工生活,然后由南侨总会拨出专款维修道路并成批御寒衣物、药物。国民党史官员不但没有很好关心华侨机工的生活,甚至将南侨总会送给机工的物资扣下分脏。华侨机工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始终没有退却,他们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更是日夜拼命推动留緬物资回国。(余思伟)

第一次华侨女飞行员上天
我国第一代女飞行员之一李月英,祖藉广东台山县人,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仑市。在第一个华侨女飞行员张瑞芬的影响下,不少华侨女青年学习飞行技术。1932年,李月英与黄桂燕等人考入美洲华侨航空学校。1933年学成回国,由于当时中国空军不许女飞行员驾机,她的才能得不到施展,报国无门。她先后在图书馆当管理员,又到上海虹桥机场作职员,后来返回美国当民航驾驶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一次执行任务运送新飞机去英国伦敦,当她的飞机刚起飞不久,被下面一架教练机冲上来,两机相撞,不幸以身殉职。(张兴汉)

延安侨联会成立
八年抗战,许多热血华侨青年为了拯救危亡的中华民族,放弃海外较优越的生活条件,漂泊重洋回祖国参加抗战。当时有一批又一批的华侨青年冲破重重障碍,来到延安工作或学习。在延安侨联成立之间,在延安的归侨有300多人。为了将归侨青年组织起来,更好发挥作用,1940年9月5日,“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后易名为“中国延安华侨联合会”)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正式成立。大会会址设在杨家岭,有170多名归侨出席成立大会。会上选举了李介夫、谢生、冯志坚(女)、余震、杨诚等5名执委,李介夫担任主任。大会通过了简章,确立的宗旨是:“一、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二、组织华侨归国抗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各种企业。”延安侨联参加各种文体和社会活动,并通过归侨青年与省外亲友建立密切的联系。1942年,延安侨联发起创办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集资达100万元,为促进边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抗战中,有不少华侨青年在延安经培训后奔赴前线,受到党政军各方面的重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有大批归侨分赴解放区开展工作。1946年在延安的归侨仍有100余人。在1946年3月12日延安侨联会动员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到会讲话,表示欢迎华侨回国或投资办工厂、银行、商店及参加各种建设。会上决定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改名为“延安华侨联合会”。1948年,延安侨联转移到解放区河北省平山县活动,下半年易名为“中国解放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活动8年之久的延安侨联会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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